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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五作家作品评论在文艺报上整版推出

    发布时间:2018-06-15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

    近日,文艺报整版推出部分评论家对我省作家曹多勇的长篇小说《淮水谣》、陈斌先的长篇小说《响郢》、苗秀侠的长篇小说《皖北大地》、朱斌峰的中短篇小说集《水光抑或镜影》、余同友的短篇小说集《去往古代的父亲》的评论,扩大了安徽作家的影响力。现将该版评论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传奇笔法书写普通人的传奇人生——评曹多勇长篇小说《淮水谣》

    纳杨 

    中国文学中有一种传奇笔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小说人物面对重大转折的时候,用隐喻、暗示、启示等心理描写,为人物的选择做注解。这些心理描写中,往往隐含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可以见出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这种传奇笔法用好了,会因其内在的心理同质而增加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可以对小说主题起到升华提纯的作用,用不好,会让人觉得牵强,不可理喻,甚至破坏小说的整体性,使读者游离于小说外部,达不到小说的艺术享受。这种写作手法在当下的小说写作中也不时见到。读曹多勇的《淮水谣》,又看到了这种传奇笔法,同时因为小说结构上的创新性,使得这部小说复古而不老套,其小说艺术值得研究。

    小说以淮河边大河湾村一对普通农民夫妇韩立海和吴水月一家六口的人生遭际为主线,写出了淮水人家的几十年变迁。韩立海夫妇凭着朴素的生活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硬是把三儿一女送出了大河湾村,送进了城镇,但他们自己却离不开土地,一直生活在世代耕种的土地上。土地曾经养育了一代代中国人,却从韩立海这一代以后大量离开土地,中国人的生活也随着这一“离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足以影响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故事,写出了这种变化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情感。小说对新云、新水、新雨、新苗四个人物的塑造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的性格设计符合中国人对老大、老二、老三、老幺的设想,也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物出生的年代;另一方面,他们四人的命运走向,也是基本符合人物性格的,分别代表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奋斗的四种路径,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社会对具体个体的影响。这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传奇故事,也是发生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传奇人生的缩影。

    韩立海夫妇能够让四个儿女跟上时代的潮流,虽不是弄潮儿,没有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功,但也没有落后于时代,被时代所抛弃。这始于他们的一个朴素思想: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只有走出大河湾村才有出路。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送孩子们去上学,供孩子读书,只靠种地是远远不够的。正在韩立海去镇上找门路被告知“经济能力”不行而一筹莫展时,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传奇笔法出现了:韩立海像是得到神谕似的,在城门口看到一进一出都是赶着猪去配种的两拨人,从中领悟到养猪赚的钱就够送儿子进城读书,进而考大学了。其实送猪到别处去配种这样的事情,在农村是很普遍的,很多时候大家是熟视无睹的,但当时当地,在韩立??蠢淳褪抢咸煸诟该鞒雎?。他是能干的农民,还真就养了四头猪,把几个孩子送到镇上读书了。这里的“神谕”式写法,符合实际情况,也符合人物性格,更为小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命运感。

    另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传奇笔法,出现在对吴水月的心理描写中。吴水月这一农村妇女形象是该作品的一大贡献。母亲在一个家族中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雌鹄垂Τ擅偷氖羌易逯械哪行?,但真正培养、塑造出这些男性的却是母亲。在韩立海、吴水月这个大家庭里,吴水月是一个灵魂人物。要让孩子读书,走出大河湾村这一认识,是吴水月提出,并成功影响了韩立海。当培养二儿子受挫,读书这条路走不通时,又是吴水月准确判断二儿子的优缺点,决定拿出钱让二儿子到镇上开杂货店,给二儿子创造了一个通往外界的通道,二儿子才有机会做生意,一步步成为民营企业家,成功离开大河湾村。至于把三儿子当女儿养,对小女儿却可有可无,这样的心态本身就带有传奇色彩。她不是一位理想的母亲,她的优点和缺点一样鲜明,她对孩子的偏心和对孩子的因材施教的智慧一样是她的标签。她还有一个标签,那就是自省意识。她的反省依据不是空泛的哲理,而是来自身体的切实疼痛。她会用怀孩子和生孩子时身体的反应来分析判断孩子的性格,进而为他们指明出路。她会在送走最小的女儿后,从几个孩子离开家时身体上的疼痛感来悟出几个孩子在自己心中的不同位置,进而领悟到自己对女儿的一切幻想都已经给了三儿子,对真正的小女儿却没有了一点感情。小说用这种自白式的心理活动,带有某种魔幻色彩的叙述,为我们阐述了吴水月这样一位母亲的存在合理性,使这一人物因感性和理性的良好结合而丰满、鲜明。

    作者曹多勇长期坚持在淮河地区采访写作,淮水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文学矿藏。能找到一个蕴藏丰富的写作资源,是作家的幸事。期待曹多勇在他的文学矿藏里继续开掘、深挖,更深入地捕捉淮水这一方水土的人们富有的精神特质,写出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风貌,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学书写贡献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艺术反转与传统文化的深沉挽歌——关于陈斌先长篇小说《响郢》

    王春林 

    陈斌先长篇小说《响郢》前后共计10章,从总体艺术结构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被切割为两大部分。从一到七章,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叙事过程中,作家虽然也偶然会跳出响郢,穿插交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但主体笔触却一直停留在响郢内部,叙述着董、孙、廖三家曾经的与现在的响郢,在彼此碰撞和争斗的过程中,如何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家的产业和势力。这个过程中,作家陈斌先虽然不可能不移步到董家和廖家,对德公的老谋深算与大哥董风堂为重振家业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有所描写,但毫无疑问地,他的描写重心最终还是落脚到了孙家响郢。其中,尤其以孙宝斋和董风玲他们二人之间由针锋相对到彼此认同这一过程的描写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在集中描写孙宝斋与董风玲的激烈冲突之前,作家首先巧妙地借助于孙家树妹妹孙家芬之口,对孙家响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作家这种煞费苦心的特别设置,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那一个部分。正是通过孙家芬的细致介绍,方才对孙家响郢那样一种四世同堂以及各门各户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孙家响郢虽说四世同堂,人丁兴旺,但孙宝斋找不到堪当大任的后人,一番寻思,唯有重孙孙家树和他的童养媳董风玲是有望未来重振孙家响郢大业的可造之材。既如此,孙宝斋就下定决心悉心栽培他们两人。首先,因为亲眼目睹廖家响郢凭借有人在外行伍当兵而鼎盛一时,所以,孙宝斋便如法炮制,千方百计让孙家树也走上同样的人生道路。在恳请德公出面给孙家树打点当兵之路惨遭婉拒的情况之下,孙宝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安排孙家树南下去投考黄埔军校,孙宝斋就要告诉大家,孙家落下廖家好几步,得提鞋赶上去。

    相比较而言,孙宝斋还是把更大的期望寄托在了孙家树的童养媳董风玲身上。通过对董风玲打压、误会、激起更大的抵触,到董风玲受到诬陷孙宝斋替她洗清委屈,再到董风玲主动维护太爷孙宝斋、主动营救孙宝斋等等细节,我们才彻底明白,孙宝斋为什么要特别指派自己最信任的大娘去专门给她讲授各种伦理道德与礼仪规范:“大娘说,先从‘仁’字说起;大娘说,仁分大仁、小仁,大仁说的是忠君报国,小仁说的是宽厚仁慈?!薄坝伞省竽锼灯鹆恕啤?,说善是仁的根基?!贝诱飧鼋嵌壤此?,孙宝斋之所以要抓住一点过错严厉地惩罚董风玲,惩罚她到厨房去帮厨服苦役,的确是为了更好地打磨她的心性。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孙宝斋与董风玲他们两位,正是在经历了一番彼此对立的角力过程之后,方才对对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又相继经历了100块大洋,以及孙宝斋受辱时董风玲亲自带人解救了自家太爷这两件事情之后,孙宝斋不仅对董风玲更加信任有加,而且还当众公开表示,要把管理孙家响郢的大权交付到既明辨是非又敢作敢为的董风玲手里。应该说,一直到董风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赢得当家太爷孙宝斋的信任这个时候,作家陈斌先的笔触始终集中在家族碰撞与争斗的描写之上,整部《响郢》给读者留下的突出印象,依然是一部旨在描写表现董、孙、廖三家响郢之间家族冲突的长篇小说。然而,就在读者差不多就要断定《响郢》就是一部家族小说的时候,陈斌先的笔触却于看似不经意间发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艺术反转。从第八章,董风梁与孙家树这两位先后销声匿迹的人物形象的再度粉墨登场,整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矛盾就开始了方向的根本转变。如果说此前的矛盾集中在董、孙、廖三家响郢之间,属于家族之间的碰撞与争斗,那么,伴随着董风梁与孙家树这两位原属响郢人家子弟,但在外出期间却已经接受了现代革命思想或者说革命现代性思想影响的重返故乡,小说的基本矛盾就已经明显转换成了恪守“仁义礼智信”原则的传统文化与信奉以暴力的形式颠覆旧体制的革命现代性之间的尖锐碰撞与冲突。这样一来,看似家族小说的《响郢》也就随之脱胎换骨地变成了一部现代社会小说。究其根本,陈斌先《响郢》思想艺术的成功,与如此一种艺术反转的巧妙设定,存在着不容忽略的内在紧密关联。

    孙宝斋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送孙家树去投考黄埔军校,乃是为了顺应时势的发展,效仿复制已经先期取得成功的廖家响郢,以重振孙家响郢的雄风。没想到,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事与愿违的是,等到孙家树再度出现在自家太爷面前的时候,他不仅被迫弃一直在家苦守的童养媳董风玲于不顾,背信弃义地娶了文旅长的千金平儿为妻,而且干脆摇身一变,变成了以彻底剿灭政治对手共产党响郢游击支队为主要目标的县保安团团长。与孙家树相类似,同样在出逃并经过了一番颇为复杂的过程之后,董风梁接受了共产党所倡导的一整套革命理论,并成为响郢游击支队的主要负责人。他暗中潜回故乡的终极使命,就是要充分发动像李三这样一类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在劫富济贫均贫富的同时,从根本上颠覆国民政府的统治。也因此,虽然孙家树与董风梁都属于少小时关系特别密切的玩伴,但正所谓各为其主,当他们羽翼丰满重返故乡的时候,却不期然间就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手。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点是,董家大哥董风堂怎么说都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在弟弟董风梁的一边,而实际上,令董风梁倍觉不可思议的是,董风堂竟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坚决维护响郢利益的一边。

    也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到了小说后面的三章(也即从第七章到第十章)部分,伴随着基本矛盾的方向转换,《响郢》中那些先期登场的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了力量的重组。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孙家树与董风梁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同党派政治立场的尖锐冲突,但在另一方面,当他们共同面对着以响郢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力量的时候,却又殊途同归地成为了革命现代性文化立场的体现者。与此同时,当孙家树与董风梁重组为革命现代性的体现者的时候,那些原本在家族冲突中立场对立的人物形象,也在完成着力量的重组。无论是廖家太爷德公,还是孙家太爷孙宝斋,抑或是董家的当家大哥董风堂,当然也包括董风玲与廖阶福这样的重孙一辈,到这个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捐弃前嫌地站到了三家响郢——即传统文化立场的一边。某种意义上说,孙家太爷孙宝斋的溘然去世,具有着突出不过的象征意味。它所强力象征的,正是坚定信奉“仁义礼智信、德行孝悌廉”的响郢文化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现代性面前的彻底崩溃与败落。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陈斌先的这部《响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忠实那部影响巨大的经典长篇小说《白鹿原》。如果说《白鹿原》所充分展示出的,面对革命现代性的步步紧逼,乡村宗法文化谱系节节败退。那么,陈斌先《响郢》所描绘出的,是以孙家太爷孙宝斋和董风玲他们为突出代表的响郢文化,在革命现代性文化面前,节节败退并最终彻底衰败崩溃的过程?!栋茁乖分械幕炯壑等∠?,用“子一代”来反对保守传统的“父一代”,构成了一种反向书写。形神兼备地传达出了一种“告别革命”的深刻思想题旨。陈斌先的叙事视点明确不过地落到了以孙宝斋和董风玲为突出代表的响郢文化身上,塑造了一系列的鲜活人物,构成了一曲哀婉深沉的传统文化挽歌。

    文学与“农治”——略论苗秀侠近年长篇小说创作

    郭艳

    《谷梁传》中记载“农”是“辟土植谷”的人,而“民”的原初意义则为不迁徙的国族?!芭弊怨乓岳淳褪前餐林厍?、开荒种地之民。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中国的“农”作为“士农工商”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一直承担着固定的经济身份和文化伦理价值。然而,当中国社会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时候,“德能居位”的士,因现代行政制度风流云散?!扒尚睦褪殖善魑铩钡墓?,被大机器生产所替代,四民之末的商业大行其道,此时开荒种地的农也被迫终结了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农民日渐脱离土地,以筋肉劳动大军的身份在国土上迁徙,寻找工作机会。此时,中国传统四民结构最终趋向根本性的瓦解,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进步”中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新型文明样态。

    中国社会近3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因为群体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大,他们往往成为变革对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对象。这种变革让中国农民的身份、经济地位、文化伦理价值等等都产生了质变,而文学所关注的是这种质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经验表达,农民作为个体的精神情感状态与特征。作家在新的“人”的层面,或者说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中国农民,摹写他们在文明转型中的心路历程,从而赋予中国农民深度的人性内涵和文学性观照。

    苗秀侠近年创作重心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变迁的叙述,对于农民生活变化的描写以及对于农民新的情感特质的描述。三部长篇《农民的眼睛》《农民工》《皖北大地》体现出作家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切关注与思考。这三部长篇关注的是中国农民不同层面的现状,也显示出作者对于农民问题递进式的思考和追问?!杜┟窆ぁ纷叛塾谂┟翊酉缤恋匠鞘?,重在谋求经济地位的变化?!杜┟竦难劬Α酚闷降鹊氖咏侨ス鄄煜衷诘拇迦舜迨?,重在农村伦理风俗意义的呈现?!锻畋贝蟮亍吩虮硐殖鲋泄┟穸杂谧约褐魈逍约壑狄庖宓淖非?。从这个长篇所描写的返乡农民企业家来看,他们最看重的不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金钱,反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城市文明洗礼之后,对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伦理价值有了新的反思和回归,这种反思和回归带来的是行动——他们主动地重拾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且在现代资本、科技和知识的支持下,身体力行地践行曾经抛弃的传统伦理文化,例如仁义的品性,利他的行为,人性人情之美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回归对于土地的有效性地使用。作为虚构性的小说创作,在处理现实的时候,无疑会加上很多理想化色彩。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已然开始,没有回头路可走,传统文化伦理价值是否真的具有实效性,当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却无疑会给当下中国乡土的价值伦理建设带来深刻的启示性。

    中国农民自从传统四民结构被打破之后,近代百年历史中,他们无疑都是苦难的贫穷的低微如尘芥般的存在。在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劳力和农业税收为中国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撑,然而农民却在乡村衰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日渐沦落为没有身份尊严的沉默群体。在文学中,路遥笔下那种极力挣脱农民身份的农民,贾平凹笔下蒙昧而乡愿的农民,底层文学中粗俗、野蛮而暴力的农民……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作家对于农民自身主体性身份的质疑与思考。对于世代深深植根于土地的农民来说,在新型社会样态下该怎样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身份?苗秀侠的创作散发着浓郁的皖北地域气息,农村、农事和农民是她最为关注的叙事内容。她的系列长篇小说创作丰富和内化了对于“三农”题材的文学性表达。她的小说叙事擅长感性经验的质朴表达,人物在情感和精神层面显示出一种土生土长的顽强和坚韧。在新作《皖北大地》中,作者无疑试图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农民的主体性,期待这些曾经低到尘埃里的大多数“沉默者”能够获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尊严。

    重新敞开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傅强

    朱斌峰的小说具有个人诗情的风格,主观化想象,甚至带有某种寓言性的色彩。这种比较强的形式感、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浪漫的诗性是我特别喜欢的。在小说中能够看到作家对于自然的爱,江、水、鱼、老屋与老街等日常生活都被赋予浪漫的诗性,带有地域文化特色,也带有朱斌峰自己的叙事风格。这样的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景,呈现碎片化的生活与场景,比较散淡,用一种诗性的写意的方法点染。

    我们看惯了这种凭借于观念和想象进行的写作。并不是他的小说不好,我的不满足之处在于,文学是不是也要从当年那样一种比较西方化的文学观念里面走出来,重新敞开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客观化的小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感,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写实能力是明显下降的。有些作家讲自己的技巧如何如何好,我恰恰认为是技巧不过关。所谓技巧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能力精准复现某一个场景,能不能深刻鲜活地塑造一个人物。在此之前被先锋文学打倒的,那种被认为是陈旧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部分,在我看来恰恰是我们很多作家最需要或者最稀缺的一种能力。一些小说可以无限制地去想象,靠一种观念铺展开来,可以带给批评家很多灵感,阐释起来也非常方便,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阅读这样的小说最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可能是一片迷惑,小说中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也没有让人惊心动魄的场景。一些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比如《高老头》会以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当下中国作家似乎不具备这样的信心,能够用自己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小说。我们的小说家塑造人物的能力在下降,我们已经习惯按观念虚构一个场景,大致铺展开一种对日常的想象。这其中能够孕育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意义,对于社会生活有一种隐喻,有一种寓言性,但具体是什么又不太清楚,只能靠批评家替作家补充完整。很多作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创作方法,作家提供一个虚幻的文本,然后靠批评家替他落地,或者靠批评家帮他飞升。这种悬置在半空的写作,导致很多作家写不清楚面前的水杯到底是什么质地,写不清楚穿的衬衫是什么材质,他们不屑于下这样的工夫,不屑于这样的客观观察,但这种观察其实非??佳樽骷业哪芰?。要书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是什么关系,首先需要具备这样的写实的能力。

    乡村的守望和忧虑

    王达敏 

    余同友的小说我陆陆续续在看,小说技术是越来越好,在他擅长的小说范围内,已经打上个人标记,像《白雪乌鸦》《转世》等小说。他的小说喜欢用荒诞来穿透现实,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在荒诞的外套里面是现实和人生内容。由此判断余同友的小说是先锋性的小说,或者是先锋特色明显的小说,恐怕是小看了他,被他的障眼法迷糊了眼睛,因为这种手法已经在西方时兴100多年,中国的先锋小说也过去30年,如果还对余同友的小说贴这个标签,可能有一点误读。

    他的小说实际上是用西方惯用的荒诞手法作为小说道具,来表现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道德与人性、真实与荒诞之间的思考,它的小说主要思考乡村文明在强大现代化的挤压下的溃败,但是他还在坚守。这种思考使他的小说有两个空间,一个是瓦庄、一个是罗城,也就是乡村和城市,现代与传统的差别。有的评论家讲余同友的小说表达的是乡村的守望和忧虑,这应该是一个准确的把握。

    余同友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娴熟,但也要把这个壳破一下,因为一个东西用惯了以后,一起笔就是你习惯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要丢掉是很难的。我看过他的两部小说,《雾月的灰马》和《去往古代的父亲》。在这两部小说里面出现了新的东西?;衣硎且?,被现代城市高速的发展挤压到乡村,连同一起到乡村的还有养马人,灰马是强势现代性对弱势农业文明的侵犯?!度ネ糯母盖住分懈盖淄诵莺笙蛲攀说睦寺?、逍遥便泛舟畅游,这种情感离古人更近,离现代更远,这种感觉很好。他以前的小说是思考城乡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留恋、坚守乡村,背后的东西都值得思考。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已经不是二元对立,不做善恶是非道德的判断,遵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或生命的伦理,我认为这是余同友小说思想观念以及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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